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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创新战略

2012-07-12 10:16:23   来源:经济参考报   
——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、院士邬贺铨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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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我们的资源不仅仅是水和能源等常说的实物资源,其实信息也是资源。利用好这些资源是未来占领先机的重要条件。
  ●未来谁掌握了数据,谁就可以领先。但是,从茫茫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东西并不十分容易。
  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,要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技术和其他产业的融合,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文章。
  ●在很多领域我们都总慢别人一步,未来我们应该重视颠覆性技术的研发,避免走国外的老路

  目前,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,复苏之路曲折,全球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国内外的一个共识是,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将引发一次新工业革命,这将牵引全球经济进入新周期。日前,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专访时,就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。
  数据分析可以帮我们发现创新机遇
  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和理论,邬贺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并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  他指出,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家的共识就是蒸汽机带动着机械化的发展;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化的发展;而现在人们所提及的这次正处萌芽时期,从某个角度来看,并不需要严格的定义。因为,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或者单个的技术突破,而是带动了一批技术在研究方向上的变化。无论是能源、材料、生物还是别的,都是面临用新的信息技术使产业发生改变。而这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前两次不一样的地方。
  邬贺铨说,虽然我们不能为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准确划分一个时代,但是其的确预示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,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已经到来。
  “由于时代原因,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前两次,但这次在我们有基础、有机会的条件下,我们应该迎头赶上。因为如果一旦错过,重新赶上就比较困难了。”
  邬贺铨说,美国现在对合成材料组学和合成生物学很重视。合成材料组学,过去发现新材料多是用盲目拼凑的方式。而材料无非就是分子和原子构成,因此,我们要研究的是不同的分子和原子结构上面会产生预期的什么性能。我们可以把材料的原子分子看做人类的基因,那样,就可以选择相应的基因得到我们需要的性能。生物制药也一样,通过信息技术分析出基因改变所产生的效果。现在不同的人得了同一种病,但同样的药所展示出的药效却不一样,其根本原因是人体个体基因的差异,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差异和这些药物之间的关联。而未来,通过人体上的大量数据,运用超级计算对其进行分析,找出其中微弱的差别,就真正能实现对症下药。另外,可以大大缩短临床试验的时间,节约成本。
  “我们从盲目到主动,也可能是未来新的开端。”邬贺铨指出,对已知的数据进行分析,就能了解趋势,并作出判断。对于我们来说,数据分析将同时成为机遇与挑战。挑战是,我们怎样能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出规律。机遇是,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,最多的个体,最多的数据,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,不是去追求某个个人隐私,而是了解整个群体的趋势。例如,美国加州一家保险公司,虽然它开出的农业生产保费比别的公司高很多,但其仍然拥有最高的客户量。原因就是,它搜集了美国几十年的气候数据与每一块地历年农产品数据。它所提供的服务是,由它来向你提供明年种植信息,告诉你明年种什么植物是增产还是减产。但是如果信息错误,它将比其他保险公司付给更高的赔付额。“事实上,这家保险公司的赔付率特别低,因为农业有自己的生产周期,通过历史数据寻找出规律,判断某个地方明年的收成。而我国现在很缺这样的机制,因为农民只会作简单的判断,今年猪肉贵了,明年多养猪,明年亏了,后面一年不养了”。
  邬贺铨指出,在医疗方面,我国每年的就诊患者是世界上最多的,如果对这些医疗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,对我们治疗疑难病症,以及开发新药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对数据进行分析,甚至还能帮助抑制物价波动。比如,之前一些地方的食盐抢购风潮,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,我们完全可以提前判断出市民抢购食盐的情况,只要提前抛售食盐,就能有效地抑制价格的快速上涨。
  在邬贺铨看来,未来谁掌握了数据,谁就可以领先。但是,从茫茫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东西并不十分容易。例如智慧城市,虽然北京已有七八万个摄像头,但是拍完之后,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关联起来。就如通过摄像头跟踪一辆车,看其在通过几个路口所用的时间就能分析出这段路的交通情况,可以分析出汽车流向,优化道路。但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做,只是用在肇事车辆的拍摄,闯红灯等等。但是大量的数据不能单靠人来分析,而是需要计算机,但由于计算机的识别性较差,因此,应尽量提升其智能化。与此同时,对于我们的重要挑战是资源信息的分割,各个部门自己掌握信息,谁都不愿与别人共享,很难得到全面的信息,自然很难利用。
  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结合可以改变工业生产方式
 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应用,不少传统行业的生产方式,以及商业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对此,邬贺铨认为,随着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结合得更加紧密,未来工业的生产方式,也将发生显著的改变。
  邬贺铨认为,信息相当于延伸了大脑的智力,使我们做到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。随着处理技术的提高,信息更广泛地渗透到各方面的应用。原来谈到网络,只是指通信,现在则远不仅仅是通信。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,通信的功能早已不是原来的地位,例如:苹果手机虽然打电话的功能与其他手机没有区别,但它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感官上的享受。而3G带宽的出现,使它接触网络的速度更快,凸显出更强的能力。我们现在所说物联网、下一代互联网、移动网,作为单个项目是分离的,但实际上却是彼此关联。在原有生产之上,利用信息技术升级。例如:我国的“两化融合”,最初也只是购买CLM、CLP企业管理软件,再到生产自动化,再进一步对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。
  与此同时,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,现有的工业生产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。邬贺铨介绍,现在有人提出三维打印,我们传统的加工是切除切削,不断把没用的削掉,这叫减法。未来三维打印的时候,材料一层一层摞上去,生产产品的机器就像打印机一样,打得越多的地方摞得越高,不打的地方摞得越少,用叠加、层叠的办法形成产品,这叫做加法。因此材料利用率大大提升。“之前,这种制造方式是用在工程师做样机上,现在发现随着精细的设计和对材料的掌握,已经可以做到个性化生产,生产线甚至是可变的、灵活的。所以美国把三维打印看成是从中国手中重夺制造业的利器,用于提供个性化服务,进行个性化制造。未来新的加工技术,将会改变现在的生产模式,从大规模的制造转变为个性化的制造。
  虽然个性化制造短期不会成型,但对于利用廉价劳动力、无区别化生产的我国,个性化制造的出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另外,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,工厂、企业开始着手准备使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劳动力。因此,在双重夹击下,如果我国仅靠劳动力低廉,在未来不一定能占到主动地位。
  对于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,邬贺铨指出,应在创新上占据主动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际,要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化和其他产业的融合,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文章。现阶段,我国两化融合推动并不容易,一方面,企业觉得信息化短时间不会产生很大的效益,另一方面,应用信息化做衔接和加工生产,不仅需要资金投入而且对于原有工厂的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挑战。
  中国研究人员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,我们能否利用优势集中力量攻克一些关键的领域。“比如智能信息处理。我们的网络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用户,网上有很多资源。我们是不是很好地利用。我们医院有全世界最多的病人,全世界没有见到的病例可能在中国都有,能不能通过分析这些病人的资料来分析出医药,引导药品的发展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。实际上我们应看到,我们的资源不仅仅是水和能源等常说的实物资源,其实信息也是资源。能否利用这些资源是未来占领先机的重要条件。”邬贺铨说。
  邬贺铨同时指出,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,世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进行反思,一方面加强对金融的严控,另一方面,就是重新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。邬贺铨介绍,美国现今注重实体经济并不是还原回原有的实体经济,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做实体经济。例如IBM,它已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,其服务业产品早已超过其的制造业,它已从另一个层次上重振制造业的发展。
  邬贺铨还向记者指出了一个趋势:欧美国家重振制造业并不是把简单的加工重新拿回,而是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,以及新的商业模式,继续掌握大部分制造业的附加值。例如,当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取代日本,成为出口第一大国,但液晶电视中最重要的屏幕的核心技术仍被日本掌握。那么当生产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,我们怎么能够保持高增长,对于我们来说将会是重大挑战。
  “自从移动互联网终端出现,传统的电信企业开始走下坡路。例如:诺基亚从当年全球第一的企业,5年市值缩水近90%;黑莓在三年之前仍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企业,而现在却面临一分为二,卖掉手机制造业务。”邬贺铨说,原来我国手机可以占到市场一半,现在,或许产量还能占到一半,但是从利润来说微乎其微。值得注意的是,苹果虽然销售额只占到全球手机销售额的6%,但是利润却占到75%,苹果与三星两个品牌几乎占到全部市场利润的95%。我们应该认识到,很多企业陷入现今困境的主要原因,就是在成功的时候低估了不转型的风险,认为不做改变也能维持现状,谁知如今淘汰迅速,一步落后,就很容易遭到淘汰。
  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
  在谈到创新时,邬贺铨首先提到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。他介绍,7月6日举行的科技创新大会规模之大、层次之高,是前所未有的,可见国家现在对创新的重视,也显示出各界对我国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期待。
  在谈及如何进一步促进创新时,邬贺铨认为除了加大科研经费,还需要对创新理念、创新机制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。他说,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加大,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,在目前的情况下,如何带动创新能力的飞跃。特别是创新应有预见性。比如说,我们电视制造世界第一了,国外生产液晶电视,我们也开始生产液晶电视了,国外又开始生产O L E D电视了,总慢别人一步。在很多领域我们都在重复这样事情,所以未来我们应该重视颠覆性技术的研发,避免走国外的老路。
  “过去两化融合速度较慢的根本原因是,不能把各类人才很好地结合。”邬贺铨认为,懂得信息技术的专家,他不一定懂得行业,懂得行业的专家,不一定懂得信息技术,但往往部门所有制会割裂这些结合。例如发展智能电网,若电力公司不欢迎做信息化的人加入,就很难完成,因为虽然它也有这方面的人才,但单靠这些人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所以,就很难达到目标。
  邬贺铨认为,在国家的创新战略上,应该进一步优化教育体制。我们的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,专业划分细致,再加上是应试教育,往往导致学生失去探索其他学科的积极性,思维难以开阔。创新是需要开阔的思维的,他所利用的知识也多是多个专业融合,例如,新材料需要信息技术,但绝大多数人才,只是专攻了其中一面,因此,这方面的人才缺乏。
  他建议,从教育上我们能不能创造更多的交叉开放学科,尽管已有很多学校(工农商医等)进行合并,但没有做到真正的学科交叉。
  在科研方面,邬贺铨认为,尽管我国科研经费总量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,但可以集中进行重点项目科研。我国的现状是人均科研经费不足的同时,科研力量还很分散,因此科研方面就无法形成合力。他认为,未来我国科研项目应集中力量搞精品,减少因为项目同质化而造成的资金浪费。
  另外,他还建议对重点项目应有意识地进行国家布局,例如,材料基因组、合成生物等,这些美国都已列入了自己的国家计划。
  对于如何抓住机遇,邬贺铨表示,在产业链条上,应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创新。他介绍,国外一些大型企业可以保持其创新能力,并不是完全依靠自身,而往往是通过收购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,输入新鲜血液,利用自身的品牌效益和市场能力,把创新很快推广至市场,形成产业化。而我国的企业却很少因为创新而收购中小企业,与此同时,国内的中小企业也多愿选择白手起家,从小进行培养。
  往往具有这种创新能力的企业,是技术专家,它可以开发出技术,但是真正把技术推向市场,并不是技术专家的长项。另外,在将技术变为产品时,需要更多的投资,而中小企业后期贷款不易,往往项目只能不了了之。在这时,很多国外的企业就利用这个契机对我国专利技术进行收购。
  事实上,虽然大企业会申请很多专利,但创新性并比不过中小企业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怎么能够使大企业与小企业更好地结合?
  在谈及推动创新时,邬贺铨还介绍了台湾地区的经验。他介绍,台湾工研院的制度是:所有科研费用只有一半来自政府,另外一半来自企业。“这就意味着,科研院所从企业拿到更多的钱时,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也会有所提升。那怎样从企业得到资金?除了可以转让成果,还可以同时提供技术与人才。政府所追求的不是成果转让的所得,而是成果转化成产品后,企业利润的税费还给政府的大循环。这时,企业不仅可以生产产品,而且获得了技术,知道怎样改进产品。”邬贺铨说,目前国内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,只是“小循环”,只转移成果,不转让技术。而企业并不了解其中技术,之后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,因此很难和科研院所形成良好的产学研互动关系。
  “有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,而有些企业只是创新投入、应用成果的主体,因此,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中间环节。”邬贺铨说:“我认识一个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,之前他在研究所工作,我问他是不是大学的收入更高,他回答,‘不,研究所的收入更高,但大学受人尊敬’,‘更重要的是,我可以作为桥梁沟通企业和大学’。如果一个大学教授有企业的背景,科研和应有就会有紧密的结合。而目前,我们的大学缺少这样的专家。”
  产学研结合,不是简单地把研究所变为企业,而是应当起好桥梁作用。邬贺铨认为,现在除一部分大学专做研究外,绝大部分大学应面向企业,真正做到产学联动,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。对于考核,他指出,现阶段评教授等职称不是根据其创新、专利对现实产业的帮助,而是根据论文等判定,因此,科研人员多数没有将专利发明转移到实际应用上的动力,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做一定的转变。
  邬贺铨同时提醒,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产学研一体化应该保持理性,不要一哄而上。对我国目前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,他介绍,2009年时,物联网更多地停留在概念上,各地一哄而起,认为物联网是个金矿,门槛低好进入。事实上,物联网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,在国外也是。物联网产业目前可以带动一些元器件和设备的生产,但实际上物联网产业更像是服务业,间接效益远远大于直接效益。之前外界对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的估值,最高的达到上万亿元,但其实短期内还很难达到这个水平。
  邬贺铨介绍,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人退出了。但这反而有利于物联网产业的发展。目前,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到了需要探讨商业模式的阶段,比较好的应用是结合我国的智慧城市的建设。发达国家也在搞智慧城市,但数量少,规模小。我们现在有几十个大中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,推进效果要优于国外。这是因为,各地政府目前高度重视社会效益,在城市安全、交通出行、安全生产、医疗健康等方面,对物联网有切实的需求,这使得物联网在这些领域发展迅速。但目前,这些领域的物联网发展,也仅仅在感知层面,即收集数据,还没有上升到分析数据的层面。从这个层面讲,我们的物联网产业,还未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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